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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视觉人类学导论》前言

2019-06-21 13:20栏目:历史

  在实践层面,尽可能让学生掌握一点影像记录拍摄的基本技能。作为人类学田野考察的一个工具,一种图像学方法,民族志影像在本学科中就很实用。过去,人类学家都要学会画画、测绘,后来照相机、电影机、DV成为田野考察必备的工具,而影像民族志亦丰富了人类学表述方法和写文化的形式。尽管年轻一代对手机等新媒体运用自如,但对于更加专业的影视设备和拍摄技术的应用,文科学生还有待提高。为了通过教学增强视觉认知和表达经验,从2001年开始,在学校相关设备暂未到位的情况下,笔者提供部分胶卷、磁带和经费,带学生参加项目考察和相关研讨班,并利用自己获得的科研项目,专设了学生田野考察项目经费,供他们实习之用甚至交由学生管理,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参与积极性。近年来,学校211、985学科建设快速推进,社会支持教育的渠道增加,影视设备得到添置,学生在拍摄过程、摄影实践以及影像制作方面,获得视觉人类学工作室和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指导。对照相机、摄像机以及数字影像设备(如三维全景扫描仪等)的使用,不仅可以使学生在观察的细致方面有所提高,而且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反馈,可以使学生在田野考察的访谈、记录与理解形式上更加精确有效。学生在实践中,可以在利用照相设备和影音设备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方面获得具体的训练。我们已让学生在田野考察实习中尝试使用影像工具,在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记录拍摄了大量民族志影像资料,对重要文化遗产如洞窟、古建筑和古村落,拍摄大量摄影和录像,有的应用三维全景扫描仪做现场记录。学生也有这个积极性,他们自己组织DV或手机拍摄小组,成立数字工作室,组织作品鉴赏、摄影文化节和影像比赛,自己动手,参加社会实践。这一代年轻人似乎天生与新媒体有缘,数字技术和网络使他们如虎添翼。通过教学互动,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性思考。要是学生有一定视觉研究经验,掌握了一些相关技术,对就业都有利得多,他可能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些其他领域里面去做事,比如博物馆、美术馆、电视台、报纸和杂志等文化与传媒领域。这是这门课程教学的最低标准。

⑦Geertz, Clifford,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1988, Blackwell; Marcus & Dick Cushman,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1, 1982, pp. 25~69.

  为了使这些探讨一开始就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站在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场,从2002年开始,我们在自编教材《视觉人类学史》和作为参考读物的《视觉表达:2002》(邓启耀,2003)及其系列讲座中,按这个思路开始教学和科研。理论积累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视野问题,就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知识的东西可以积累,可以查询,可以变化,可以消失和更换,但是观察方式、理解角度、思维方式,还有观念意识,简言之就是智慧,却是统领所有知识的根本,至关重要,应该在学习和实践中好好培育。为此,我们邀请了国内外一些站在学科前沿的学者和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影视作者来交流,以求开阔学生视野,打开思路。对讲座人才的界定,不只是那些在学术上地位比较高的学者,也包括一些自由的独立制片人、纪录片编导和新锐视觉研究学者,包括以影视媒介作为记录和发声工具的农民、流动工人和劳工NGO等。这些年,我们邀请的国外学者有国际影视人类学会前主席阿森• 巴里克斯(Asen Balikci)教授,国际影视人类学会秘书长、雷顿大学教授密歇•珀斯玛(Meetje Postma),北欧影视人类学会克努特•埃克斯特姆(Knut Ekstroem),美国《影视人类学》杂志主编保尔•霍金斯(Paul Hocking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云南农村妇女自我写真项目负责人李浈(Virginia C. Li),哥伦比亚大学视觉人类学家王海龙,新泽西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及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研究员路易莎• 斯卡恩(Louisa Schein),奥地利著名视觉人类学教授卡特胡斯曼(Kurt Husmann),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教授若尔夫胡斯曼(Rolf Husmann),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芭芭拉艾菲(Barbara Keifenheim),法国亚威农艺术学院人类学教授雅克德冯特(Jacques Defert),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影视人类学教授保罗亨利(Paul Henley)等,他们介绍了国际视觉(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情况;中国老一辈影视人类学家杨光海、李德君、蔡家骐、刘达成,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负责人张江华、陈景源,台湾中研院胡台丽研究员等,介绍了国内视觉(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情况;一些自由的独立制片人、纪录片编导和视觉研究学者,带来他们的力作和新锐的观点。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北京村民影像计划的农民自我拍摄者,民间记忆计划的农民、青年拍摄者和视觉行为表达者,以及通过DV短片或小剧场形式传达维权诉求的珠三角农民工和劳工NGO,他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影视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像实现主体发声和社会互动的行为。另外,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等先后与中山大学建立交流关系,通过他们的渠道,我们得以引进国内外大量优秀影像作品,供学生观摩学习。我们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香港大学、法国相关艺术院校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或交流经费,开展了更广泛的交流和研究。同时,我们也在人类学系和传播与设计学院分别成立了视觉人类学工作室和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

Pink, Sarah, 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 Engaging the Senses, 2006, Taylor & Francis,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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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转向:从记录工具到视觉新媒体研究

  在理论层面,侧重于讨论一般意义的影视人类学,包括影视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各国影视人类学简介及作品分析等。本书采用以史带论的方式,在影视人类学形成的时间脉络和不同发展节点上,展开关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他者的刻板印象、主位与客位或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视觉表达、影像真实性、影视语法(如影像蒙太奇语言)、视觉模塑与观看控制、社会转型与媒介转型、奇观世界的镜像建构、新媒体与现代性、公共话题与公民影像等有关视觉认知、视觉表达、视觉传播、视觉政治、视觉伦理及视觉文化的理论探讨。我们需要理解这样一个国际影视人类学界公认的观点:在民族志研究中,图像的运用会影响我们对民族学资料的认识,改变对文化与行为的关系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改变对象的行为及其对现代文化、社会发展的适应过程,改变在文化习俗中的个体及功能角色的认识。这些视角与关注焦点,会影响人们操控摄影或摄像机所记录的内容和对事实的接近程度,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应用可能影响研究和记录方法的维度和发展,同样,视频化和网络化的图像也可能影响对象的思想和行为。课程除了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这些主题外,还要在讨论和分析民族学影片叙述结构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视觉人类学中多种方法的运用及其和过去民族学影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由于纪录片大多是反映社会人文和基层人群的状况,它们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不可忽略,所以,视觉(影视)人类学和媒介人类学将承担更多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任务。通过影像进行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重建、研究社会转型中的新媒体影响、观察视觉传播和控制的真实情况、探讨公民影像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

正如马尔库斯·本克斯(Marcus Banks)指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何使用视觉方式去探索影视人类学中出现的人类学知识和表征形式,其中包括视觉文化系统的特性分析、其解释条件的制定及其作为社会、政治等复杂的组成部分的特殊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分析传播人类学知识的视觉方式。可见,视觉媒介研究正逐渐成为影视人类学中应用研究的主要方法。就人类学与相关的视觉媒介的研究内容而言,美国影视人类学家杰·如比指出应包括对历史照片的检讨与研究、土著媒体研究及图像化媒体的民族志研究这三个主要部分,其核心内容是影像与文字相结合的视觉民族志的生产与表征,他称之为“图像媒介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PictorialMedia)。与此相应,英国影视人类学家莎拉·平克(Sarah Pink)也呼吁将影视人类学作为“工作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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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mshaw, Anna, "Teaching Visual Anthropology: Notes from the Field",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01, Vol. 66, pp. 237~258.

  我理解的Visual Anthropology,应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Visual Anthropology可按国内流行译名理解为影视人类学,主要指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是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另一种调查报告文体或研究方式,即视觉表达方式;广义的Visual Anthropology,既包括通过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呈像等现代图像或影视手段做民族志或对文化人类学事实进行拍摄和研究,也包括对人类自远古到新媒体时代的所有群体性图像信息,对通过视觉造型和视觉符号表达、记录、储存、传播信息的传统方法和新方法,以及对社会性文化性的视觉认知、视觉行为、视觉群体等的研究。

MacDougall, David, "The Visual in Anthropology", in Banks, Marcus and Morphy, Howard, 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 1999,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76~295.

  本书作为视觉人类学的第一阶段即本科教学的读本,主要侧重在影视的视觉人类学,任务是梳理摄影、电影等影视媒介在人类学领域使用百年来的历史,论述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的拍摄和研究,并力求分析更多的本土案例。

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应用、感觉研究三个方面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表现在:其一,作为电影的民族志,影视人类学以电影制作为民族志实践的核心,为人类学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途径;其二,作为以媒体运用与研究为主的应用人类学,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体的兼容并包,影视人类学在专业学术上和广泛的大众领域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其三,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研究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在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的研究过程当中,都逐步显露锋芒。

  Visual Anthropology,国内较流行的译名为影视人类学,一般和人类学纪录片或影像民族志联系在一起;在国外,20世纪有关Visual Anthropology的教学、研究和学术会议,多半与人类学影视作品的播放和影像分析相关,现在既延续了传统方式,又拓展到对其他视觉文化的研究。

Pink, Sarah, 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 2009, Sage, p.11.

  编者

Henley, Paul, "Putting Film to Work: 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 in Sarah Pink, Working Images: Visual Research an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2004, Routledge.

邓启耀著:《视觉人类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

电影/媒介/感觉/影视人类学

  关于Visual Anthropology

在民族志电影的制作中,西方影视人类学家对感觉与情感在电影中的表达有不同的方式。例如,让·鲁什的影片,通过参与和共享的方法创造了与制作者、拍摄对象、观众三者的情感与感觉相互沟通交流的影视人类学。再如,科林·杨的以人类学参与观察为民族志电影制作方法与理念的电影形式,其最基本的目的便是通过“培育无形的感觉唤起某种敏感的经验,与人类学的情感、感觉和民族志对社会生活层面的细节产生强烈共鸣”,这也正是人类学观察式电影的核心思想所在。因此,在观察式电影中的“感觉”,意味着电影围绕感觉和经验所建立起来的拍摄者、拍摄对象与观众之间的相互探索关系。由于在人类学观察式电影中传递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交流,而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使得人类学观察式电影成为“通过语境和情景发展而来的‘经验丰富’的视觉民族志”。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文字书写的人类学开始表现出对个体经验的体现以及对感觉的、视觉的民族志、电影写作表征等方面的研究兴趣,而这些方面正是人类学观察式电影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目前,感觉与经验在民族志电影制作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也正是以人类学观察式电影为主的民族志电影制作方式至今依然充满着活力的重要原因。

②Pink, Sarah, 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 Engaging the Senses, 2006, Taylor & Francis, p.4.

“书写”与“影像”的表征差异

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影视人类学家们开始探讨电影与文字写作二者作为生产民族志文本的方法之间相互关系,详细讨论参见1992年由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主办的第二届民族志电影节论文集:Crawford, Peter Ian and Turton, David, Film as Ethnography, 1992,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四、结语

英国影视人类学家Sarah Pink指出,当代视觉新媒体与影视人类学相结合,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正在改变着影视人类学的面貌:第一,视觉的研究方法受到文字书写的人类学欢迎。具体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带上了摄像机和照相机进入田野工作,视觉的研究方式在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中的兴趣日渐增长;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研究生为授课对象,开设影视人类学电影拍摄与视觉方法课程或短期培训班;每年欧美各地的民族志电影节更是兴盛不衰;越来越多的影视人类学学术研究论文在文字为主的人类学期刊上发表;文字书写的人类学开始通过影视人类学展开关于学科发展的反思。第二,视觉方法参与到人类学的应用实践中,发展为影视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例如,在民族志研究中,新媒介以合作和反思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与表征成果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为影视人类学提供了更多的广为人知的公众形象。第三,视觉媒体在跨学科和多学科间建立了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人类学、社会学、照片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内,越来越关注视觉方式与民族志研究的运用,即视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跨学科、多学科领域和研究主题里如何加深本学科对视觉的理解与运用。例如,在媒介研究中借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形成的“媒介人类学”,便是民族志方法在媒介研究中的应用。又如,摄影艺术家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走进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和人类学理论进行摄影和超媒体的实践与表征。如,Elizabeth Edwards的研究便表明了人类学和照片的表征理论能被结合进照片的生产过程中,并从人类学表征中获得更深理解的表达。因此,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为视觉民族志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例子。更为普遍的是,人类学者与艺术家在研究和表征的实践上开始去探索相互之间是如何学习并获益的。以视觉为主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正在跨学科和多学科之间搭建更广泛的交流平台和对话空间。

此研究通过网络方式为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多媒体人类学提供数字化的收集、存贮和传播平台。

民族志电影中的感觉与情感

徐菡,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云南 昆明 650091

①1974年,美国人类学学会首先建立影视人类学分会,见Pink, Sarah, 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 Engaging the Senses, 2006, Taylor & Francis.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处于西方背景的学术传统、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变迁以及现代视听技术飞速发展的多维动力之下,既有对传统影视人类学领域的继续深入研究,又有对新的相关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开拓和创新。本文讨论了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感觉等方面与人类学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其一,以电影为表现形式的民族志影片制作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类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人类学从一门言语性的学科向图像或形象思维的学科上扩展,民族志电影不再是文字文本的简单复制或是替代。其二,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介的兼容,作为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在学术上与广泛的大众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和爱好者通过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体认识和了解人类学知识;另一方面,高科技下的多媒体或超媒体形式的民族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院派人类学家的欢迎与支持。最后,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与文字的人类学研究的密切结合。同时,随着多学科和跨学科联系的不断加强,视觉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已经在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过程中备受注目。未来的影视人类学将是在现代视听技术的发展下,人类学研究旨趣与视觉研究方法的相互融合与发展。

西方影视人类学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有:《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与《影视人类学评论》(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此外,西方主要人类学学术期刊如《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均有固定专栏介绍影视人类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及民族志电影评论。《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也于2010年新增影视人类学专栏,最近由欧洲社会人类学家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期刊《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于2011年2月登出专题:《什么是媒体?理论、技术与期望》。

Ruby, Jay, "The Last 20 Years of Visual Anthropology: A Critical Review", Visual Studies, 2005, 20: 2, pp. 159~170.

Paul Henley, "Putting Film to Work: 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 in Sarah Pink, Working Images: Visual Research an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2004, Routledge, pp. 110~130.

Pink, Sarah, Doing Visual Ethnography: Images, Media and Representation in Research, 2007, Sage, p. 10.

Kelly Michelle Askew,The Media of Anthropology: A Reader, 2002,Wiley-Blackwell.

英文Visual Anthropology,国内学界一般译为“影视人类学”或“视觉人类学”。19世纪末,民族志电影紧随摄影术的发明最早出现于西方社会,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者开始利用这一新工具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从此,电影、影像、图像已成为人类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工具和研究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已具备独立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体系,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逐步发展壮大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①近年来,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已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宏观研究转向以解释、实践论为主的微观或个案研究,同时也对传统的文字书写的民族志文本的表达方式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就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而言,其源自人类学学术内外的当代理论与方法论,而以英美为主的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新近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以下主题正成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关注重点:跨学科的文本、应用的影视人类学与新视觉媒体、人类学的经验与感觉。②本文将从民族志电影制作、视觉媒体应用和感觉研究三个方面论述近年来西方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中呈现出的趋势和特点。③

Banks, Marcus and Morphy, Howard, 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 1999,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

人类学理论范式影响之下的民族志电影

电影作为民族志:人类学观察式电影

影视人类学;视觉;民族志电影;人类学家;媒体;学科;媒介;研究方法;文本;影像

Hypermedia,是“超级媒体”的简称,指超文本和多媒体在信息浏览环境下结合的跨媒体平台。

首先,如何使用视觉的方法来表征民族志成为研究的主体。西方影视人类学家们发现,在当代背景下,视觉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或者简单地作为资料收集和存贮工具,而应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换言之,视觉既是研究的内容,也是研究的媒介手段。例如,人类学家可以把自己或他人的照片、视频、超媒体等运用于自己的定性研究之中来分析和表征民族志知识。随着这种合作关系的不断增长,人类学家希望寻求影像文本与文字文本相结合的民族志形式。因此,人类学家将视觉、数字影像与技术批判性地运用到学术的视觉文化理解之中,并对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经验展开研究和表征。可见,由于民族志与视觉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照片、电影、数字化及超媒体的理论不但能够在民族志的调查和表征中塑造人类学对视觉媒体理解的潜力,民族志的方法还能够支持视觉影像的生产和解释,视觉媒体也正在创造由新的民族志媒体、方法和实践组成的当代文本。由于民族志在田野方法论上对反思性及跨学科的强调,极大程度上接受了使用视觉技术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所以,除了对电影、电视的研究之外,人类学研究也强调DV、照片、图像、绘画等视觉媒介的方式如何运用于民族志的研究之中。

三、“感觉”转向:从“边缘”到“前沿”的人类学感觉研究

西方影视人类学界目前对视觉媒介的研究与应用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参见Henley, Paul, "Ethnographic Film: Technology, Practice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Visual Anthropology, 2000, 13: 2, pp. 207~226;以及芭芭拉·凯分海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艾菊红译,《民族学通讯》第138期,第167~170页。

MacDougall, David, "The Visual in Anthropology", in Banks, Marcus and Morphy, Howard, 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 1999,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76~295.

⑥Henley, Paul, "Ethnographic Film: Technology, Practice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Visual Anthropology, 2000, 13:2, pp. 207~226.

注释:

⑩康澄:《文本——洛特漫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Grimshaw, Anna, "Teaching Visual Anthropology: Notes from the Field",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01, Vol. 66, pp. 23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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