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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wns.9778人民日报:中国14世纪已对钓鱼岛实

2019-10-05 13:02栏目:历史

又东涌山开船,北风甲卯针取彭家山,若南风用甲卯并乙卯针取钓鱼台,北风用甲卯并乙辰针取太平山即宫古岛。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

二是万历三十年,夏子阳《使琉球录》卷上《使事记》:

  地名是活在今天的历史见证。在明代文献中,钓鱼岛又称“钓鱼台”,而更多的是称“钓鱼屿”。“屿” 即小岛,“岛屿”同义。从知识谱系来说,有关钓鱼岛等岛屿的明清文献,是自古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现存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从最早的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入手,循迹而下,可以凸显自明代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印证东海海上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日本官方无视历史事实,称钓鱼岛是“无主地”,实际上,不适宜人居的无人岛,不等于就是“无主地”。我们认为,只有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本清源,对日本所谓“发现”、“无主地先占”之说,给以有力的回应。

琉球居南山北山之间,谓之中山,更有姑米、马齿诸山,皆其所属,东海中一大岛屿也。……由五虎门出大门,始掀乘五帆,浪如飞,真有一泻千里之势。……八日薄暮,过姑米山,夷人贡螺献新,乘数小艇灭没巨浪中,比至,系缆船旁,左右护驾。……镇守姑米夷官远望封船,即举烽闻之马齿山,马齿山即烽闻之中山,世子爰命紫金大夫洎三法司,统通国夷人诣那霸候接。次日,舟到海涯,即那霸港口,遂卸风帆,夷官群拥出迎。

  三、中国自14世纪70年代以来对钓鱼岛实施有效管辖

《顺风相送》记福建往琉球针路:

  钓鱼岛归属于中国,在明清时期已成为东亚国际社会的共识。明代1471年朝鲜人申叔舟撰《海东诸国纪》,绘有琉球36岛图;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有经中琉双方讨论而绘制的《琉球三十六岛图》,均没有钓鱼岛等岛屿踪迹。琉球王国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鉴》(1650年)全文转录陈侃《使琉球录》有关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古代琉球王室档案《历代宝案》也未载钓鱼岛等岛屿的名称,这都说明琉球人从来也没有将钓鱼岛等岛屿视为本国领土。而1721年日本新井白石撰《南岛志》中关于琉球36岛的记述,反映了琉球国的疆域及其所属岛屿的界限,并没有钓鱼岛等岛屿在内。

明代嘉靖年间两次派遣使臣出使琉球,一为嘉靖十三年的陈侃使团,一为嘉靖四十一年的郭汝霖使团。他们的出使船只,都是从福建长乐梅花开洋,经过传统的东行航路到钓鱼屿、黄尾屿和赤屿以后,进入琉球国境界。出使归来,他们都撰有《使琉球录》,对航路中的针路、更数和经历都有清楚的记述,更重要的是,清楚地记录了中国与琉球之间海上疆域的界定。

  明代是中琉通交之始。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朝派遣使臣杨载持诏书出使琉球,当时只能凭借中国航海人世代相传的“针本”,经由钓鱼岛列岛而至琉球。钓鱼岛之命名和使用得到官方确认,自14世纪70年代定型下来。此后有明一代近300年间,明朝派出使团25次,而琉球入明朝贡达300余次;清朝继续沿袭这种关系,中琉两国经由钓鱼列岛的频繁交往长达500年之久,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

蜃气山将结,涛声笛共清。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最值得注意的,是《针路条记》中“钓鱼台开船”一条,可见明代的钓鱼岛已不仅是一个航海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中国人航海活动的重要场所。18世纪初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1722年),以御史巡视台湾府,以港口记述钓鱼台,其后台湾方志多加转录。清代乾隆年间《坤舆全图》等舆图,也充分证明了从明到清,钓鱼岛列岛一直归属于中国,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行使了长期有效的管辖。

“海邦忽伊迩,早晚听夷谣”之句,再次说明赤屿一过,就快到琉球国了,作为使臣的郭氏对于两国分界有着深刻记忆。

  一般认为,最早记载钓鱼岛等岛屿的文献,是始撰于1403年的《顺风相送》明抄本。实际上,我们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也就是从《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开始。

二、钓鱼屿归属与中琉国界的界定:明朝使臣的出使记述

  钓鱼岛等岛屿不是“无主地”,早就被纳入了中国主权管辖范围。

陈侃《使琉球录》记载:

  迄今所见有5部明朝册封使的出使记录保存于世,为明代钓鱼岛归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嘉靖十三年(1534年)陈侃《使琉球录》最早记述:“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说明中国与琉球国的边界以古米山为限。明代文献中古米山又作姑米山,即今天的久米岛。陈侃记述当时出使船上的琉球人望见古米山就认为到家了,足以说明古米山才是属于琉球的疆域。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郭汝霖《重编使琉球录》记载:“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指出赤尾屿是与琉球交界的地方,也就是中琉两国的分界处,印证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赤尾屿以近是明朝的领土。万历七年(1579年)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重申了中琉两国之间海上疆域界限,《琉球录撮要补遗》中记有“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是历史上首次对琉球海沟(今称冲绳海槽)的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年)夏子阳《使琉球录》,强化了间隔于姑米山与赤尾屿之间的黑水沟,是中琉的天然界线:“且水离黑入沧,必是中国之界”。崇祯六年(1633年)胡靖《琉球记》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姑米山才是琉球国界。

在明朝外交确定以“不征”为国策的大背景下,次年,洪武五年明太祖派遣杨载出使琉球。洪武十六年册封琉球中山国王,十八年琉球国三王并封。⑥此后有明一代200多年间,到琉球国的册封使者绵延不绝,中国向琉球派遣使者共有23次,而琉球入明朝贡达300余次,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依照传统的针路,从福州长乐梅花所出发,通过台湾海峡,经过钓鱼岛等岛屿之后,进入琉球国的。钓鱼岛处于中、琉交往的航路上,是中国明代册封使节去琉球的航海标志之一,这在明朝使臣的出使录中多有记述。虽然明朝初年出使录今已不存,但正如现存于世最早的出使录作者陈侃所云:“琉球远在海外,无路可通,往来皆由于海”,明初使臣出使琉球,也必定是经由钓鱼岛列岛而至琉球的。

  针本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命名使用钓鱼岛的重要历史依据。据此,中国比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至少要早500年之久。

综上所述,第一类明代历史文献中,关于钓鱼岛最早由中国人发现与命名使用的史料,集中于民间航海针路的传抄本。这些传抄本是航海先民的实践经验的传授,是航海人世代传承下来的。针路传抄本属于民间文书的性质。“钓鱼屿”之名是中国古代航海人创造的海岛名称,很可能在明代以前,成为海上的标志,世代相传。明朝初年,中国与琉球的交往,都是经由钓鱼列岛往返,其中针路包括钓鱼岛的命名使用,在明初,即14世纪下半叶得到官方认可与采用,钓鱼岛名称定型下来。此后的大量明代史籍中,一直沿用钓鱼岛之称。据此,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命名使用钓鱼岛的重要历史依据,也是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有力的历史证据。根据目前所见,可以界定时间下限在明代洪武初年,即14世纪70年代左右,而上限甚至最早可上推至11-12世纪开始已经发现、命名使用了。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先民就与海洋发生了密切关系,浙江萧山跨湖桥“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证明早在8000年前中国先民就在东海开始了航海活动。古代中国航海的记载,所谓“舟子相传的秘本”,后称“针本”,伴随航海活动而产生,并世代相传。迄今所见,这类留传下来的航海记录以明代为最早。

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是三十六姓传承抄录的航海“针本”,而三十六姓源自何时?《明会典》中明确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赐福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遣子姪入国学。以其国往来朝贡,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由此我们认为,有理由将原来以为明代文献最早记载钓鱼岛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的时间,推前到洪武年间。

文献中记载“福建往琉球”的传统针路,是从福建梅花所开洋,通过小琉球、钓鱼屿、赤坎屿以后,到枯美山,由此进入琉球国。通过详细的航程记录,钓鱼岛的名称被固定下来,明清以后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此后海防图籍趋于极盛。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朝总督南直、浙、福军务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撰《筹海图编》刊刻,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内容也最详备的海防图籍。卷一《福建沿海山沙图》将钓鱼岛、黄毛山(黄尾屿)、赤屿(赤尾屿)依次排列于海图之上,明确标明属于中国福建都指挥使司管辖的海防区域,充分证明钓鱼岛列岛在明朝已纳入中国的行政管治区域。此后出现一系列与海防相关的官私图籍,主要有郑舜功《日本一鉴》(1565年)、谢杰《虔台倭纂》(1595年)、徐必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605年)、王在晋《海防纂要》(1613年)、茅元仪《武备志》(1621年)等,均记录了福建往琉球的针路,印证了钓鱼岛等岛屿不是琉球领土,更不是无主之地,而是属于中国领土,在中国福建海防管辖范围以内。

威尼斯wns.9778,最后,明人胡靖于崇祯六年跟随杜三策出使琉球,所撰《琉球记》中记述:

  据陈佳荣先生最近指出,《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见于琉球大学图书馆藏的琉球人程顺则《指南广义》之中(《清琉球程顺则〈指南广义〉》,香港《国学新视野》季刊,2012年夏季号)。查阅这部1708年汇辑的航海专书,其中《针路条记》抄引“针路”共14条,来源有二:一是引自《封舟针簿》的4条,其中3条注有“钓鱼台”之名,说明源自康熙癸亥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册封使团传授的《航海针法》,其源头则是明代永乐元年郑和等往东西二洋等处;二是《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共10条,有4条直书“钓鱼台”之名:一琉球往福州,一福州回琉球,一东涌山开船,一钓鱼台开船。

四、小结

  在明初,即14世纪70年代,中国已实施了对于钓鱼岛等岛屿的有效管辖,巡海可作为实际管辖的有力证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特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太祖实录》记载航海侯张赫和靖海侯吴祯,都曾率领舟师巡海到“琉球大洋”。张赫于洪武六年(1373年)巡航海上,遇倭寇,追及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洪武七年(1374年)靖海侯吴祯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东南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大规模巡海持续了一年半以上,包括巡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若干,俘于京”。所至琉球大洋,应即琉球海沟,今称冲绳海槽。这一海槽在明代使臣出使录中明确列为中琉两国的天然分界标志。明初巡海证明钓鱼岛列岛不仅在福建海上防卫范围以内,而且在明朝整体海防体系的防卫范围之中。

云远见一山巅微露,若有小山伏于其旁,询之夷人,乃曰:此热璧山也,亦本国所属。但过本国三百里。至此,可以无忧。若更从而东,即日本矣。

  二、明代中国最先在国际关系中界定钓鱼岛的归属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源自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将三十六姓赐给琉球,移居琉球,而明代中国与琉球的封贡关系并不肇自洪武二十五年,而是开端于洪武初年。明初中国遭遇了特殊的海上环境,即前所未有的海上侵扰--倭寇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明朝东亚外交的启动与发展。

  清朝册封使也为我们留下了多部出使记录,主要有1663年张学礼《使琉球记》,1683年汪楫《使琉球杂录》,1719年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56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800年李鼎元《使琉球记》,1808年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等,无一例外地都表明钓鱼岛等岛屿归属于中国。

七年甲寅,海上警闻。公复领沿海各卫兵,出捕至琉球大洋,获倭冦人船若干,俘于京。上益嘉赖之,常往来海道,总理军务。

  综上所述,钓鱼岛由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并由中国历代政府实施有效管辖,其主权归属十分清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19世纪末被日本窃占之前早已不是“无主地”。明清文献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构成了钓鱼岛归属于中国的完整证据链:钓鱼岛自14世纪70年代以来已确定为中国固有的领土,在中国政府有效管控之中,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五月二十九日至梅花所开洋,过东涌,小琉球。三十日过黄茅,闰五月初一过钓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望姑米山矣。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发现的意义就在于,强调了此类源于中国航海实践的传抄本在时间上的源远流长。赐姓在14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三十六姓所传针本》的下限,那么,针本的上限又可推至哪里?从“针路”一词的形成时间来看,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北宋年间中国人首先将之用于航海,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明确记载了船队使用“指南浮针”。从那时起,才可能产生“针路”一词,有“针本”的传抄。由此,可以认为中国航海人最先发现并作为海上航行标志予以命名和利用钓鱼岛的历史,最早或可上推至北宋初年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出现针路的11—12世纪;而结合下面述及的明朝洪武初年派遣使臣出使琉球和明朝水军出巡“琉球大洋”的文献记述,最迟可上推至14世纪70年代。

嘉靖十三年给事中陈侃任册封使,前往琉球册封。陈侃以前使臣出使记录已无所查考,遂开始撰著出使记录,故陈侃《使琉球录》是最早记述钓鱼岛的明朝使臣记录,格外重要。

《钓屿》

追根溯源,明代不仅是钓鱼岛命名定型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海上疆域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明代东海海上疆域的形成与当时严峻的东亚海上侵扰、对抗是同步出现的,海上疆域问题或者说海防问题贯穿了明朝始终。关于钓鱼岛的历史,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不以断代为限,迄今未见对于明代文献系统梳理与归纳分析;而学界论及明代疆域,涉及海上疆域的不多;古代海防思想历来受到学者关注,却对海上疆域的形成,论者鲜少。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诏以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所统在京各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漳、泉、潮州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

二十九日,望见古米山,夷人喜甚,以为渐达其家。午后,有小乘风忽忽而来,问之为姑米山头目望余舟而迎者,献海螺数枚,余等令少赏之。夷通事从余舟行者,因令先驰入报。

海邦忽伊迩,早晚听夷谣。

嘉靖以后,大量海防图籍出现,明代官书的记载是明朝政府经营管辖东海广大海域的重要证据。王庸先生云:“明以前海防,初不为国家之要政。及明代倭寇频繁,事势始趋严重,故讲海防御倭之图籍,亦极盛一时”。《筹海图编》在明代海防类官方著述中成书早,内容全面。明朝经过核定,确立了最常用的岛屿名称。其书之图是明朝政府经营管辖沿海岛屿的地图记录,其中明确记载了鸡笼山、花瓶山、彭加山、钓鱼屿、黄毛山、赤屿等岛屿,其中的《沿海山沙图》明确标明钓鱼岛纳入福建水军巡逻防御的海域。经过比较系统地对嘉靖年间以后产生的大量有关钓鱼屿的明代史籍的梳理,可以发现一系列与海防相关的官私著述图籍,均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筹海图编》,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明代文献。主要有郑舜功《日本一鉴》、谢廷杰《两浙海防类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邓钟《筹海重编》、谢杰《虔台倭纂》、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徐必达《干坤一统海防全图》、慎懋赏《海国广记》、王在晋《海防纂要》、张燮《东西洋考》、唐顺之《武编》、茅元仪《武备志》,茅瑞征《皇明象胥录》等等,其中大多记录了福建往琉球的针路,即均对钓鱼岛等岛屿有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存世海图目前续有发现,但如果归类的话,均属于这第三种类型。

明代是中琉通交之始。明初洪武五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使者杨载持诏书出使琉球,以通两国之好。诏曰:

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他于洪武元年授福州卫指挥使,二年率兵备倭寇于海上。洪武三年升为福建都司都指挥同知,六年率舟师出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具体遇倭地点是在福建牛山洋:“统哨出海,入牛山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

这些纪录都是那些火长们长年出入于惊涛骇浪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对于研究地理学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以及亚洲各国关系史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其所以可贵,为这些资料都出自普通航海者之手,是劳动人民自己的纪录,毫无夸饰之词。

通过对有关钓鱼岛的大量明代文献分为3种类型的梳理和分析,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本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明代历史文献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

琉球往福州:……又三月,古米山开船,用辛酉针,十五更,又用单酉,二十更,见钓鱼台,又单酉针,七更取彭家山,又用辛酉针取官塘。

中孚敢自信,余事瓦虚飘。

嘉靖四十一年,明朝出使琉球使臣郭汝霖在《使琉球录》中如此记述:

首先是开始自琉球到福州的针路,随后是由中国返程的针路。值得注意的,一是称今天的钓鱼岛为“钓鱼台”。二是其中一则“钓鱼台开船”。由此可见,钓鱼岛在当时海上针路中是一个航海的重要标识,也是一个中国人航海活动的重要场所。

明代近三百年,琉球一直朝贡中国,两国关系友好,交往不断,作为中琉往来航标的钓鱼列屿在中国疆域之内,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海防管辖的区域。钓鱼屿等岛屿名称,经过明朝政府的认定,不仅正式确定为常用的岛屿名称,而且明确得到了明朝海防管辖范围的认定。明朝将防御范围延伸至沿海各岛乃至远洋,《筹海图编》中单独列出“御海洋”的篇目,当时在京各衙门曾会议“御寇远洋之策”,云:“倭寇长技在于陆,我兵长技利于水。历查连年用师,凡得捷,俱在海战,利害较然明矣”。反映了中国古代海防思想的变革,也是海上疆域正式形成的标志之一。

一、钓鱼岛名称的由来与定型:中国航海人传抄针本的记录

这里指出,过钓屿后,是赤屿,“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即指赤屿是与琉球交界的地方,是中、琉两国分界的界山,也就是中琉两国的分界处。再往前行,可以望见姑米山,即琉球之地界。这里可以证明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赤屿以近,是明朝的海上疆域。

这里的记载强调到了姑米山是琉球的国土,琉球国派官镇守,清楚地表明姑米山才是琉球国界。

洪武元年授福州卫指挥使,二年率兵备倭寇于海上,三年升福建都司都指挥同知。六年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

据陈佳荣先生最近披露,《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见于琉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琉球人程顺则《指南广义》之中。其书抄引《三十六姓所传针本》10条,有4条直书“钓鱼台”之名。[1]现将《指南广义》一书中《针路条记》抄自《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有关钓鱼岛的内容录于下:

吏科左给事中臣郭汝霖谨奏:为乞查例赐祭以报神功事。臣等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奉命册封琉球,琉球在海岛□中。由福建遭值连年倭冦,臣等淹留至嘉靖四十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始得开洋。行至闰五月初三日,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

海防是指防御从海上入侵。对此,明人已有明确概念:“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故关注海防的郑若曾,特别留意海上针路,《郑开阳杂著》卷7《琉球考》详细记述了有关钓鱼岛的琉球航路:

到了万历年间,又有两次派遣使臣册封琉球,留下了出使记述,承继并强化了嘉靖朝海上疆域的界定。

一自回头定小东,前望七岛白云峰……或自梅花东山麓,鸡笼上开钓鱼目(自回头径取小东岛,岛即小琉球……梅花,所名,约去永宁八十里,自所东山外,用乙辰缝针或辰巽缝针,约至十更,取小东岛之鸡笼山,自山南风用卯乙缝针,西南风正卯针或正乙针,约至十更取钓鱼屿。钓鱼屿,小东小屿也)。

赤屿盘盘立,石风舟动摇。

向达教授在其书整理本《序言》里说:

一是万历七年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其书卷上记载: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上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这里明确说明了明代嘉靖年间针路与明初针路的历代传承关系。郑若曾撰《筹海图编》时参考的资料,包括官方诏令奏疏与民间海道针经等官私文书,因此,民间海道针路在编纂海防专书时得到充分重视与利用,航海人的航路记录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和采用,此又为一证。

值得注意的是,陈侃记录琉球人对于热壁山,明确认知是琉球国所属,而再向东,才是日本,可见当时琉球与日本的国界也是相当明确的:

《明太祖实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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