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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党:传媒成为实际意义的反对党

2019-10-30 00:51栏目:历史

反对派的基本力量是在毁灭苏共和国家解体过程中各种破坏活动的组织者,“组合”及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苏共解散和国家解体后,都进入了政权机构,开始领导俄罗斯、莫斯科和彼得堡。“组合”是一个议会党团,它采取反共、反联盟,支持民族分裂势力的立场,提出的政治纲领、目标、口号之一,就是废除规定了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打破苏共的主宰地位。1989年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组合”发表声明“反对共产党垄断政权”。虽然反对派代表人数少,不占与会代表的大多数,其组织松散、规模不大、缺少系统、比较分散,“组合”内部也存在着矛盾,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但是,代表大会、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反共、分裂的“斗士”们,在得到传媒、特别是电视的专场实况转播和广泛介绍之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反对派阵营的人物纷纷当选人民代表和地方领导人。

普京反问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纠缠旧账不好,可是清算历史是在苏联时期开始的。一次次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掀起我们历史上那些沉重的篇章。这样做,对与不对?让历史学家去说吧!当然了,有积极的成分,但更多的情况是,最终造成摧毁了这个制度。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又是另一回事。

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传媒领导的根本失误是重要因素。

2016年9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议会大选获胜的党派领导人时称,从青年时期就要培养责任心和爱国精神。他在回应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呼吁加强警惕反苏行为、仇俄行为和清算历史旧账等问题的发言时讲道:“您了解我对于苏联解体的态度,这本完全可以避免,当时可以进行改革,包括带有民主性质的改革。但我想提请你注意的是,当时领导苏联正是苏联共产党,而不是其他主张民族主义和一些破坏性思想的政党,而这类思想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都是毁灭性的。[2]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普京此处指的苏共是戈尔巴乔夫掌权的苏共,是被戈尔巴乔夫改造后、自取灭亡的末期的苏共。

面对各种运动、四分五裂的组织、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主张,传媒“教导”人民如何生活,信仰什么,怎样行动。一边清洗传统价值观念,一边营造所谓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气候”。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公开性、民主化”浪潮的鼓舞下,政治风向急速转变。一些民间“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该协会的目的就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历史真相,为苏联历史受害者建立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历史的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15]

西方反共势力通过支持苏联反共传媒和自己掌控的传媒,对社会主义展开了全面的进攻。1982—1983年,美国总统顾问团成员,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建议罗纳德·里根签署了三道对莫斯科采取破坏行动的命令:一是通过秘密扶持东欧的反共组织,瓦解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二是通过打击苏联的基础部门(采掘业、能源业、农业)破坏其经济;三是让专门的国家机关集中力量颠覆苏联的体制。美国直接支持早已被他们拉过去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进行各种叛卖活动。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为苏共支配下的传媒加入摧垮苏共立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信息大潮大开绿灯。苏联几乎所有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都出现丑化、否定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历史的现象。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一是丑化列宁、否定列宁及其战友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二是渲染和夸大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事件;三是否定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四是诋毁斯大林个人品质、贬低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雅科夫列夫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他为传媒提供的资料具有巨大的轰动效应和强烈的震撼力。1987年初,雅科夫列夫担任苏共中央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继续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尽管他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仍倾向“大清洗”镇压人数达到2000万一说,并说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大量金钱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件事拍成了电影《谁为列宁付钱?世纪秘密》。1987年7月20日,《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做出决定,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取消学校的历史考试,直至“更真实的”苏联历史课本编写出来后才恢复。

不过,还是有少数激进的历史学家投入到“改写历史”的运动中,如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和苏军政治部将军德·沃尔科戈诺夫。正是源于此,前者一度被包装成“民主斗士”,90中期以后又偃旗息鼓;后者则由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心理战、宣传战的副部长变成了叶利钦的“御用文人”[17],借着攻击列宁和斯大林[18],现已不在人世。这股反思历史的潮流造成整部苏联历史都需要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李宏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维·阿法纳西耶夫亲自组织,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过去的历史道路方面走得更远。[14]

传媒摧毁了苏共立党的基础

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曾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苏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面对各种运动、四分五裂的组织、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主张,传媒“教导”人民如何生活,信仰什么,怎样行动。一边清洗传统价值观念,一边营造所谓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气候”。当时的苏联文化被西方文化所排挤,传媒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鼓吹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市场”、“公民社会”,等等,强化了人们对西方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党和政府提出并经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改革方案,竟被“民主派”经济学家提出、传媒极力吹捧推荐的“500天”纲要所否定。当人们反思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改革时,传媒又一次发挥了主导性,并将人们的思想继续引向歧途。当时的传媒基本上掌握在要搞垮苏共和苏联的人手中,他们故意掩盖或淹没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清醒的呼声,用尽浑身解数强化人们内心深处的迷失。拥护苏共和苏联的人当然不能任人宰割,于是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真正意义的白刃战,目的是控制媒体以表达自己的立场。然而,这种努力为时已晚,完全实现“民主化”的电视、广播和报刊等传媒,随着苏共对人民影响力的下降,逐渐取代苏共的职能,引领社会走向反面。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前夕,参与这场“历史反思热”中专业历史学家很少,是许多非历史专业的一些文人、写手等却充当了“急先锋”,而新闻媒体和文学电影在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沃罗比耶夫在1989年初所指出的那样:“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16]

在苏联、美国、欧洲等反共传媒长期的、强大的、处心积虑地要埋葬社会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进攻下,苏共威信急剧下降,社会主义形象败坏,广大党员、人民群众思想混乱,精神迷茫。苏共解散前,据不完全统计,近300万党员退党,全国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的基层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既定事实。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2016年是苏联解体25周年,201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正确认识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对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广大的人民群众、党员同党同心同德,不仅靠物质利益的纽带,还要依赖精神因素,摧毁了后者,党的立党基础也就崩溃了。难怪1991年8月后,雅科夫列夫公开和示威性地谈论自己在把党赶下政治舞台过程中个人的功劳。《经济问题》杂志主编波波夫也声称,正是他消灭了苏联共产党。

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十分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创建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产党,在其70多年的执政历史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坎坷和失误,其中某些阶段的历史问题需要澄清。但是,对待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与此同时,要处理好历史与政治、领袖与政党、历史与意识形态、历史与现实等相互关系。对待党的历史,要坚持党性原则,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随着国内整个“改革”的进行而逐步解决。既要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更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轰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实际上是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这实质上是重复了过去的错误,不仅是有害的,也是可耻的。

苏共亡党:传媒成为实际意义的反对党

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9]报告以列宁的名义掩护下,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10]。雅科夫列夫坦白,他目的是想借70周年大庆的环境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11]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上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上的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12]

政治功能只是传媒的一种功能。一般而言,媒体并不是政治组织,但是,在一定环境下,具有特殊政治实体属性的传媒,完全可以成为政治组织甚至政党,发挥政治组织或政党的作用。苏共失去法定执政党地位之前,承认并确认了多党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根据戈尔巴乔夫建议,全会文件承认苏联已出现多党制的现实,表示“苏共不谋求垄断权”。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修改苏联宪法、取消1936年苏联宪法第六条有关苏联共产党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的规定。6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全苏新闻法》正式通过,8月开始生效。此后,反对派有了合法地位,并且出现了大量的各种社会团体。这些势力或是创办或是控制苏共领导的传媒,极力完全实现传媒的“民主化”。在1989年5月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跨地区代表组合”,是团结各种各样反对力量的核心。“跨地区代表组合”公开把极端反共定为自己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并于1990年1月正式组成了激进运动“民主俄罗斯”。“组合的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就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架构。他们本想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利用一家由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苏维埃物理学家》作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为名的专刊,报社设立了编辑部,又设立了人民代表首创基金。无数专家和助手小组实际上已成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办事机构。”([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321页)“组合”在完善自己的组织、功能架构时,传媒也在向“组合”渗透。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电影之家召开的第一次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选出包括叶利钦在内的“组合”5名联合主席,主席之一的阿法纳西耶夫曾在四位前总书记手下担任党和国家主要报纸《真理报》总编辑,另一位主席波波夫是《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新成立的协调委员会5名成员中,波尔托拉宁时任莫斯科《真理报》主编。“组合”联合主席的选出和协调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合法反对派组织正式形成,团结在其周围、具有反对派思想的代表是其基本力量,而受其影响的各地具有反对派思想的团体、群众则是基础力量。

后来俄罗斯历史学家反思道,80年代下半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一般说来,它们都“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22]

从苏共消亡的全过程看,党内党外反共势力同传媒有机结合,形成了小力量、大势能,小组织、大影响的效果。传媒是以主动、复杂的方式,将工具性和价值性融为一体,参与摧毁苏共的活动。虽然我们不能夸大传媒在苏共亡党中的绝对作用,但是其重要性是不争的事实。高度重视和充分认识传媒因素,是我们全面、深入总结苏共亡党原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从这里可以汲取一些惨痛的教训。

应当指出,当时苏共党内和领导层中间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13]对于反思历史、翻历史旧帐,苏联社会中不但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中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了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传媒成为实际意义的反对党

与此相对照的是,20多年来戈尔巴乔夫却一直在推脱自己对苏联解体的责任,对此面对西方媒体批评普京。戈尔巴乔夫称“普京在拉着俄罗斯回到过去”。戈尔巴乔夫说道,困扰我的是普京率领的统一俄罗斯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想维持现状,没有向前迈步。反之当国家亟需现代化,他们却拉着我们回到过去。统一俄罗斯党有时令我想起从前的苏共。[3]戈尔巴乔夫的一席话令人想起美国政要如奥巴马和希拉里等对普京的批评“普京一只脚还踩在过去”,“普京在恢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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